也说说我反中医的不同观点

一波 · 发表于 2008-4-19 13:33:25

也说说我反中医的不同观点　　看了张功耀《反中医：我和方舟子先生有什么不同？》一文后，感觉由新语丝网站联系起来的自发的反中医联盟属于真正的君子之交，他们之间既没有组织又几乎没有任何利益关系。都是由一种正义感，一种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利用这个海内外知名的网站发表自己对中医的看法，对与学术腐败有关的一切腐败的憎恨，对自己民族原有的缺陷善意的批评。这是一切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发表自己看法的很好的网站。张功耀的文章明显让我们看到，他追求个性的东西，不因为都站在反中医一边而放弃独特的自我见解。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思想独立，不结党营私，这是现代社会最需要提倡的，否则将会因破坏现代社会的众多规则，而让所有的社会成员享受不了足够的现代文明。

　　与张功耀和方舟子不同，我既不是学生物化学，也不是学哲学的。我是一个很普通的物理教师，因为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概论》的教学，让我很长时间对科学发展的过程和科学的整体结构感兴趣。正是这个原因，让我感到我们的社会太原始了，科学的元素太少，而因技术进步造成的表面的繁荣又极易掩盖因科学意识的落后导致的无实质性进步。我就这样自发的加入反中医联盟。

　　我同意张功耀所说，方舟子侧重从专业的角度批判中医，侧重普及科学知识，而他自己侧重从哲学的角度，批判中医的思想方法，提倡科学精神，并有以反中医为导火线，将人们的思想拉入现代社会的意识。但这只是从细节上看的，我看过方舟子写过不少有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文章，只是从数量比例上讲，他讨论生物和人体知识的比例占多。显然这是他的知识结构决定的。反中医人士在许多观念上惊人的一致，究其原因也许就象某些中医和国学维护者所说的，都是中了西方科学的“毒”了。不过也许半个世纪以后，人们会反过来嘲笑中国竟然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多人在争论一个一点不高级的问题。历史会证明，有关中医的争论，只有启蒙的作用，没有学术的意义。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启蒙运动，中国可能会象许多土著一样，只能苟安于文明社会的保护下。

　　对中医的具体去留态度，反中医人士之间确实是有一定是区别的。方先生主张“废医验药”。张功耀主张废中医药思想，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返回民间自我生存，优胜劣汰。有细节上的区别是件好事，因为多种方案的选择才能找到一种较好的方案。我曾经在一篇文章批评鲁迅只破不立（也许是我了解鲁迅太少）。只破不立的结果常常是不理想的，类比生态环境的建立，一个较封闭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新的生物种群取代旧的生物种群，被暂时破坏的旧生态还会恢复原样的，对不是封闭生态系统大多数情况下随机产生的新的生态不一定比旧的生态好。进化的过程，是以优胜劣汰的过程。所以需要反中医人士不只是揭露和批判，而是提出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以便在更多方案中挑选出最好的方案。以下，谈谈我反中医的个人见解。

从反中医的细节上讲，我一直就有与方、张两人观点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对美学也有兴趣，所以我想因我的加入能让美学元素渗入反伪运动中。我反国学，但不是完全反的，比如，我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说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我承认孔子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小，特别是在崇古和愚民问题上的错误，但我没有抹杀他在道德和礼仪方面的贡献，西方启蒙运动时正是把孔子的思想看成东方文明标志来促进西方反传统的。辩证的看待任何问题，不仅是能够正确的认识事物，而且能缓和许多矛盾。如果我们不把维护中医的一方看成铁板一块，也不学那些伪人文章中充满的谩骂，文章中文明说理的成份远多于愤怒的非理性成份，并主动挖掘古代文化中迷信成份少的部分（孔子的论语是我看到的迷信成份最少的古代著作之一）加以宣扬，也许就能减少反愚昧的阻力。我曾经说过，伽俐略反愚昧的成功，部分原因就是用圣人自己的一部分语言反对他的另一部分语言，用大众相信的部分结论反对他们相信的另一部分结论，揭示出矛盾才能激发每个人怀疑自己形成的东西，让全社会理性成份增加。

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变革过程，能让我们在革新中知道些如何减少阻力的一些具体问题。1878年日本改革的强硬派代表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之后，他的副手伊藤博文刚继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当时政府禁止相扑这种丑陋的传统运动，但传统势力很强，民间有意挑战政府禁令，伊藤博文意识到需要必要的妥协，毕竟相扑运动只是一种与科学和民主无大影响的文化，因而重新恢复了相扑传统。他又发现儒家思想主要是道德方面的，不旦不影响科学思想的传播和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而且对社会秩序有稳定作用，因此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日本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忽略次要因素，抓主要矛盾，让暂时不影响改革的非科学因素存在，不能让正反双方变成你死我活的完全无法沟通的对立面，如果这样则我们说再多的道理，也不会换起对方的理性。

　　基于这一思想，对待中医的去留问题，我持这样的态度：批判中医理论，取消中医院，但在每个医院增设中医科，保留传统的医疗手段，但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探索中医药和传统医疗技术的药理和原理，检验其有效性，另外探索类似望、闻、问、切这种传统经验诊断方法的道理，创造一种费用较低的经验治疗模式，弥补目前西医对人体整体情况把握能力有限导致的老百姓费用过高，看病效率低下的缺陷。

如果取消中医院，这就说明官方肯定了中医不是科学，科学只有一个，没有中西两个。这就迫使舆论界不去宣传与八卦阴阳五行等为基础的理论是科学，封建迷信就只能留在民间而不影响科学事业的发展。伪人们就无法借中医理论，宣传自己毫无科学根据的假药和虚假保健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增设中医科，不仅能继承古代医疗经验，而且能鼓励人们用科学的方法探索古代经验技术的原理，让中医真正与现代医学融合。也许还能探索一种经济的迅速大致诊断病人全身疾病的经验方法，为病人指出先治什么病。　　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符合美学原则。在我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出一切美好都是与0.618有关的。我批判孔子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不知道孔子的中庸原本不是指遇事毫无原则的选择折中，但我认为他的中庸之道容易让人们错误的理解，容易让中国人成为没有原则的没有偏向的庸俗之人。从解决问题的具体操作上讲，这样容易不辩是非，正反双方各打一板糊涂办事。在古希腊0.618虽然原出于数的宗教，并不能正确认识其中的道理，但它却很直观地影响了人们的美的观念的形成，在艺术中人们不自觉的运用它，让整个社会充满昂扬向上的气氛。人体的各部分比例追求黄金分割，让人感觉充满活力；在生活中在原有的基础追求新的东西，整个社会激进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比例维持在0. 618左右，就能既保持社会的稳定又能不让社会死气腾腾停滞发展。

愚昧是消灭不了的，从我国著名科学家都会相信魔术般的气功表演看出，错误的分析因果关系是每个人难免的。我们反愚昧的目的不是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唯物主义者，文化大革命那种形式上反封建迷信的极端做法，不但没有消灭迷信，相反一旦恢复信仰自由舆论自由，迷信意识的反弹比过去更加猖狂。意识的进步必须有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过程，虽然想消灭迷信是怎么努力都做不到的，但只要我国有更多的象方舟子这样的百折不挠的科普人士，痛斥各种伪人，痛斥各种腐败，我们就能改变目前全社会科学与愚昧的比例，至少让决策者，不去支持落后的文化，不去用落后的意识进行决策和管理。当今的知识分子们衷心地期望正步入现代文明的中国不再有象《八卦宇宙论》案件这样的怪事发生。

　　与张功耀和方舟子不同，我既不是学生物化学，也不是学哲学的。我是一个很普通的物理教师，因为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概论》的教学，让我很长时间对科学发展的过程和科学的整体结构感兴趣。正是这个原因，让我感到我们的社会太原始了，科学的元素太少，而因技术进步造成的表面的繁荣又极易掩盖因科学意识的落后导致的无实质性进步。我就这样自发的加入反中医联盟。

　　我同意张功耀所说，方舟子侧重从专业的角度批判中医，侧重普及科学知识，而他自己侧重从哲学的角度，批判中医的思想方法，提倡科学精神，并有以反中医为导火线，将人们的思想拉入现代社会的意识。但这只是从细节上看的，我看过方舟子写过不少有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文章，只是从数量比例上讲，他讨论生物和人体知识的比例占多。显然这是他的知识结构决定的。反中医人士在许多观念上惊人的一致，究其原因也许就象某些中医和国学维护者所说的，都是中了西方科学的“毒”了。不过也许半个世纪以后，人们会反过来嘲笑中国竟然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多人在争论一个一点不高级的问题。历史会证明，有关中医的争论，只有启蒙的作用，没有学术的意义。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启蒙运动，中国可能会象许多土著一样，只能苟安于文明社会的保护下。

　　对中医的具体去留态度，反中医人士之间确实是有一定是区别的。方先生主张“废医验药”。张功耀主张废中医药思想，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返回民间自我生存，优胜劣汰。有细节上的区别是件好事，因为多种方案的选择才能找到一种较好的方案。我曾经在一篇文章批评鲁迅只破不立（也许是我了解鲁迅太少）。只破不立的结果常常是不理想的，类比生态环境的建立，一个较封闭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新的生物种群取代旧的生物种群，被暂时破坏的旧生态还会恢复原样的，对不是封闭生态系统大多数情况下随机产生的新的生态不一定比旧的生态好。进化的过程，是以优胜劣汰的过程。所以需要反中医人士不只是揭露和批判，而是提出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以便在更多方案中挑选出最好的方案。以下，谈谈我反中医的个人见解。

从反中医的细节上讲，我一直就有与方、张两人观点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对美学也有兴趣，所以我想因我的加入能让美学元素渗入反伪运动中。我反国学，但不是完全反的，比如，我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说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我承认孔子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小，特别是在崇古和愚民问题上的错误，但我没有抹杀他在道德和礼仪方面的贡献，西方启蒙运动时正是把孔子的思想看成东方文明标志来促进西方反传统的。辩证的看待任何问题，不仅是能够正确的认识事物，而且能缓和许多矛盾。如果我们不把维护中医的一方看成铁板一块，也不学那些伪人文章中充满的谩骂，文章中文明说理的成份远多于愤怒的非理性成份，并主动挖掘古代文化中迷信成份少的部分（孔子的论语是我看到的迷信成份最少的古代著作之一）加以宣扬，也许就能减少反愚昧的阻力。我曾经说过，伽俐略反愚昧的成功，部分原因就是用圣人自己的一部分语言反对他的另一部分语言，用大众相信的部分结论反对他们相信的另一部分结论，揭示出矛盾才能激发每个人怀疑自己形成的东西，让全社会理性成份增加。

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变革过程，能让我们在革新中知道些如何减少阻力的一些具体问题。1878年日本改革的强硬派代表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之后，他的副手伊藤博文刚继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当时政府禁止相扑这种丑陋的传统运动，但传统势力很强，民间有意挑战政府禁令，伊藤博文意识到需要必要的妥协，毕竟相扑运动只是一种与科学和民主无大影响的文化，因而重新恢复了相扑传统。他又发现儒家思想主要是道德方面的，不旦不影响科学思想的传播和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而且对社会秩序有稳定作用，因此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日本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忽略次要因素，抓主要矛盾，让暂时不影响改革的非科学因素存在，不能让正反双方变成你死我活的完全无法沟通的对立面，如果这样则我们说再多的道理，也不会换起对方的理性。

　　基于这一思想，对待中医的去留问题，我持这样的态度：批判中医理论，取消中医院，但在每个医院增设中医科，保留传统的医疗手段，但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探索中医药和传统医疗技术的药理和原理，检验其有效性，另外探索类似望、闻、问、切这种传统经验诊断方法的道理，创造一种费用较低的经验治疗模式，弥补目前西医对人体整体情况把握能力有限导致的老百姓费用过高，看病效率低下的缺陷。

如果取消中医院，这就说明官方肯定了中医不是科学，科学只有一个，没有中西两个。这就迫使舆论界不去宣传与八卦阴阳五行等为基础的理论是科学，封建迷信就只能留在民间而不影响科学事业的发展。伪人们就无法借中医理论，宣传自己毫无科学根据的假药和虚假保健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增设中医科，不仅能继承古代医疗经验，而且能鼓励人们用科学的方法探索古代经验技术的原理，让中医真正与现代医学融合。也许还能探索一种经济的迅速大致诊断病人全身疾病的经验方法，为病人指出先治什么病。　　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符合美学原则。在我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出一切美好都是与0.618有关的。我批判孔子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不知道孔子的中庸原本不是指遇事毫无原则的选择折中，但我认为他的中庸之道容易让人们错误的理解，容易让中国人成为没有原则的没有偏向的庸俗之人。从解决问题的具体操作上讲，这样容易不辩是非，正反双方各打一板糊涂办事。在古希腊0.618虽然原出于数的宗教，并不能正确认识其中的道理，但它却很直观地影响了人们的美的观念的形成，在艺术中人们不自觉的运用它，让整个社会充满昂扬向上的气氛。人体的各部分比例追求黄金分割，让人感觉充满活力；在生活中在原有的基础追求新的东西，整个社会激进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比例维持在0. 618左右，就能既保持社会的稳定又能不让社会死气腾腾停滞发展。

愚昧是消灭不了的，从我国著名科学家都会相信魔术般的气功表演看出，错误的分析因果关系是每个人难免的。我们反愚昧的目的不是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唯物主义者，文化大革命那种形式上反封建迷信的极端做法，不但没有消灭迷信，相反一旦恢复信仰自由舆论自由，迷信意识的反弹比过去更加猖狂。意识的进步必须有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过程，虽然想消灭迷信是怎么努力都做不到的，但只要我国有更多的象方舟子这样的百折不挠的科普人士，痛斥各种伪人，痛斥各种腐败，我们就能改变目前全社会科学与愚昧的比例，至少让决策者，不去支持落后的文化，不去用落后的意识进行决策和管理。当今的知识分子们衷心地期望正步入现代文明的中国不再有象《八卦宇宙论》案件这样的怪事发生。

一波 · 发表于 2008-4-19 13: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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