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文化性格

医生组2

中医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将之归于“传统医学”，是因为西方医学经过百数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已大有“世界医”的意味。中医的“医学”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中医有关于生命和疾病的学说，有关于诊断和治疗的理论，有数以千计的药，各药因采收、贮藏、炮制的差异而效用有别，有数以万计的方，各方因选材、剂型乃至加工细节的不同而功用自异，更不必说异彩纷呈的养生之术和疗效神奇的针灸方法了。

　　相对于中医，“文化”的概念要麻烦许多。“文化”是一个概念，自然需要进行定义，可实际的情况是“文化”的定义越来越多，据说已有两百多个“文化”的定义了。“文化”这个司空见惯的词，竟然惹得众多学者费尽思量，可见其概念不是可以轻易把握的。按照《辞海》（1979年版）的解释：“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似乎笼统了一些，却说到了根子上。“文化”是人类才有的东西，人类以外无所谓“文化”。再者，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是不可分的。在中国封建时代，“忠君爱国”是一种精神，却演绎出了无数可见的事和物。西子湖畔的岳墓无疑是“物质”，却永远昭示着“天日昭昭”的精神。科学与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两个概念，今天仍有“科学文化知识”的说法，似乎科学是科学，文化是文化，破解哥得巴赫猜想是“科学”，剪纸、雕塑、戏曲等则是“文化”。其实，科学和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以表现为物化的形态与过程，也可以表现为精神的持守与传承，所以，科学是广义的“文化”。精神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却可以物化为看得见的绘画、听得到的音乐、摸得着的雕塑等等。人类的一切实践过程都是将精神物化的过程，否则便是无谓的。所以，文化有两个层面：精神的层面和物化的层面，两者是相通的，而前者派生了后者。金开诚先生在《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一文中说：“文化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由各种集体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精神力量。”说的正是精神层面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来承载。承载着精神层面文化的载体便是物化了的文化。也正因为如此，研究文化必从物化了的文化入手，才能进入精神的世界。陕西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虽说是壁画，却承载着唐人的胸襟气度和审美意识，我们对盛唐文化的了解和感佩也由此加深。

　　中医是否是科学，可以不必争论。中医是否是文化？若从“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角度看，中医属于文化范畴是不该有疑义的。中医用黄连治病，野生的黄连当然不是文化，但关于黄连的采收、加工、炮制、贮存，以及将之跟其他药物组成方剂来治疗疾病，则是无可争议的文化。数千年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中，华夏民族创造了农耕文明，创造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灿烂文化，也逐渐形成了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强调整体、关注人情、主张和谐的民族精神，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医认为生命是自然的产物，人是天地之子，顺应自然是“尽终天年”的前提，疾病是违背自然的恶果，强调阴阳气血的顺畅和脏腑功能的和谐，主张采用源于自然的草木鱼虫来恢复健康状态，主张从身心两个方面调整人体机能，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反映。因此，中医既具有实际的医疗价值，表现为各种物化的形式和过程，如存世古籍、相关器物、诊疗实践等，又具有精神与文化层面的价值，既是传统的医学科学，还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识方法、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群体性格、审美情趣等，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载体，中华民族对宇宙结构、自然现象、生命形成、人生价值的认识，以及在天文、地理、历法、音乐、绘画、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成果都在中医中得到体现。因此，从内容角度看中医，它既是科学层面的文化，也是“文化”层面的文化，从形态角度看中医，它既表现为物化的形态与过程，还通过物化的形态与过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无论中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嬗变，这种精神内核是稳定的，也是鲜明的，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的性格。在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渐趋衰微的今天，中医及其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更显珍贵。

　　文化与国家和民族有关，尤其与民族有关。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遭际等等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诗经》和《楚辞》分别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周文化的恭谨务实与楚文化的浪漫绮丽，在这两部文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周人和楚人是在不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马平川的岐下周原跟旖旎秀丽的湘沅之畔一定会人们引发不同的想象与思考，并影响着所有的社会生活。当然，华夏文明虽有地域差异，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华夏大地上曾经演绎了太多的悲情与喜剧，但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强调整体，关注人情，主张和谐，始终是我们民族不变的情结。文化原本无所谓优劣，但由于文化与民族的关联，民族的盛衰牵出了人们对文化的评价，似乎强大的民族一定拥有强大的文化，弱小民族的文化一定是落后的等等。此外，不同文化之间有趋同性，也有冲突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长期相处，其间的文化差异会逐渐缩小，但不排除因文化不同而出现冲突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从朝堂之上到乡野之间的文化趋同与文化冲突从未停止过。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文化的趋同性和冲突性也因此强烈起来，甚至出现了所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不同。文化间趋同与冲突的结果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减弱。中医在走过两千多年的风尘岁月之后，遇到了来自科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困难：它的科学性受到怀疑，它所承载的文化受到冷落。所谓“传统的失落”，在中医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因此，怎样看待中医，不仅是一个科学研讨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评价乃至自身精神价值评价的问题。

　　未来的中医一定会变化，但其精神内核应该不会变化，也不该变化，否则我们将永远失去这门承载着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学术。因此，无论我们怎样“研究中医”或进行“中医研究”，都不能也无法在中医的精神内核上动手脚。再者，没有亘古不变的科学形态，也没有至高无上的文化价值。学习与吸收一切优秀文化，当然是我们的愿望，但保持与发扬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则不仅是愿望的问题，甚至不仅是责任的问题，而是事关我们自己的精神价值的问题。在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中，没有文化传统，无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而轻视自己文化传统，则一定会被轻视，就像“数典忘祖”的人得不到尊重一样。“把根留住”，不止是一句歌词，也可以是一种告诫。


　　相对于中医，“文化”的概念要麻烦许多。“文化”是一个概念，自然需要进行定义，可实际的情况是“文化”的定义越来越多，据说已有两百多个“文化”的定义了。“文化”这个司空见惯的词，竟然惹得众多学者费尽思量，可见其概念不是可以轻易把握的。按照《辞海》（1979年版）的解释：“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似乎笼统了一些，却说到了根子上。“文化”是人类才有的东西，人类以外无所谓“文化”。再者，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是不可分的。在中国封建时代，“忠君爱国”是一种精神，却演绎出了无数可见的事和物。西子湖畔的岳墓无疑是“物质”，却永远昭示着“天日昭昭”的精神。科学与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两个概念，今天仍有“科学文化知识”的说法，似乎科学是科学，文化是文化，破解哥得巴赫猜想是“科学”，剪纸、雕塑、戏曲等则是“文化”。其实，科学和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以表现为物化的形态与过程，也可以表现为精神的持守与传承，所以，科学是广义的“文化”。精神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却可以物化为看得见的绘画、听得到的音乐、摸得着的雕塑等等。人类的一切实践过程都是将精神物化的过程，否则便是无谓的。所以，文化有两个层面：精神的层面和物化的层面，两者是相通的，而前者派生了后者。金开诚先生在《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一文中说：“文化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由各种集体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精神力量。”说的正是精神层面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来承载。承载着精神层面文化的载体便是物化了的文化。也正因为如此，研究文化必从物化了的文化入手，才能进入精神的世界。陕西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虽说是壁画，却承载着唐人的胸襟气度和审美意识，我们对盛唐文化的了解和感佩也由此加深。

　　中医是否是科学，可以不必争论。中医是否是文化？若从“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角度看，中医属于文化范畴是不该有疑义的。中医用黄连治病，野生的黄连当然不是文化，但关于黄连的采收、加工、炮制、贮存，以及将之跟其他药物组成方剂来治疗疾病，则是无可争议的文化。数千年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中，华夏民族创造了农耕文明，创造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灿烂文化，也逐渐形成了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强调整体、关注人情、主张和谐的民族精神，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医认为生命是自然的产物，人是天地之子，顺应自然是“尽终天年”的前提，疾病是违背自然的恶果，强调阴阳气血的顺畅和脏腑功能的和谐，主张采用源于自然的草木鱼虫来恢复健康状态，主张从身心两个方面调整人体机能，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反映。因此，中医既具有实际的医疗价值，表现为各种物化的形式和过程，如存世古籍、相关器物、诊疗实践等，又具有精神与文化层面的价值，既是传统的医学科学，还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识方法、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群体性格、审美情趣等，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载体，中华民族对宇宙结构、自然现象、生命形成、人生价值的认识，以及在天文、地理、历法、音乐、绘画、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成果都在中医中得到体现。因此，从内容角度看中医，它既是科学层面的文化，也是“文化”层面的文化，从形态角度看中医，它既表现为物化的形态与过程，还通过物化的形态与过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无论中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嬗变，这种精神内核是稳定的，也是鲜明的，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的性格。在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渐趋衰微的今天，中医及其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更显珍贵。

　　文化与国家和民族有关，尤其与民族有关。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遭际等等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诗经》和《楚辞》分别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周文化的恭谨务实与楚文化的浪漫绮丽，在这两部文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周人和楚人是在不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马平川的岐下周原跟旖旎秀丽的湘沅之畔一定会人们引发不同的想象与思考，并影响着所有的社会生活。当然，华夏文明虽有地域差异，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华夏大地上曾经演绎了太多的悲情与喜剧，但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强调整体，关注人情，主张和谐，始终是我们民族不变的情结。文化原本无所谓优劣，但由于文化与民族的关联，民族的盛衰牵出了人们对文化的评价，似乎强大的民族一定拥有强大的文化，弱小民族的文化一定是落后的等等。此外，不同文化之间有趋同性，也有冲突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长期相处，其间的文化差异会逐渐缩小，但不排除因文化不同而出现冲突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从朝堂之上到乡野之间的文化趋同与文化冲突从未停止过。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文化的趋同性和冲突性也因此强烈起来，甚至出现了所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不同。文化间趋同与冲突的结果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减弱。中医在走过两千多年的风尘岁月之后，遇到了来自科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困难：它的科学性受到怀疑，它所承载的文化受到冷落。所谓“传统的失落”，在中医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因此，怎样看待中医，不仅是一个科学研讨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评价乃至自身精神价值评价的问题。

　　未来的中医一定会变化，但其精神内核应该不会变化，也不该变化，否则我们将永远失去这门承载着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学术。因此，无论我们怎样“研究中医”或进行“中医研究”，都不能也无法在中医的精神内核上动手脚。再者，没有亘古不变的科学形态，也没有至高无上的文化价值。学习与吸收一切优秀文化，当然是我们的愿望，但保持与发扬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则不仅是愿望的问题，甚至不仅是责任的问题，而是事关我们自己的精神价值的问题。在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中，没有文化传统，无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而轻视自己文化传统，则一定会被轻视，就像“数典忘祖”的人得不到尊重一样。“把根留住”，不止是一句歌词，也可以是一种告诫。

dasdasd

“把根留住”，不止是一句歌词，也可以是一种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