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跨文化现象

真诚的心

跨文化，是同一环境下多元文化共生共存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与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西医学，在中国本土上共生共存时所产生的碰撞，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中医与其他医学交流时，由于各医学之间有文化背景的差异，冲突就很难避免，有冲突就会有胜负，“跨”就是有了影响、统领、凌驾的意思，各种文化的医学之间也就有了“跨”与“被跨”的关系。站在中医学角度来看，这种“跨”与“被跨”的关系就可称之为“中医跨文化现象”。

　　跨文化现象非常普遍，同质文化下各子文化间可以产生，如中国本土文化里的中医文化、道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汇。更激烈的跨文化现象则常常出现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之间，如中国文化为根基的中医学与西方文化为根基的西医学之间的碰撞和贯通，比同质的中医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交流所产生的碰撞要激烈得多。

　　中医的理论和技术是以中国文化为其源泉和根基，所以研究中医跨文化现象，自然也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个根本。而研究中医跨文化现象，其实质是想站在中医角度，回答在全球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跨文化背景下，如何应对与西医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跨文化现象在古代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但同根文化的基因，为中医加入到各“流”各“家”的碰撞和诘难中去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吸收、融合各“流”“家”的思想精华和学术营养，最终形成了源于各“流”各“家”，又异于各“流”各“家”的“医家”。如中医治病主张“用药如用兵”，“因地制宜”，就和军事文化、堪舆（地理）文化进行了碰撞和交流，并最终为我所用。不过，毕竟文化基因相同，终究不如与异质（外域）文化碰撞来得凶猛和激烈，也很难说清是谁在“跨”谁。

　　异质文化大约在汉唐时期开始进入中国，以佛文化为根基的印度医学“跨”入中医范畴，与以儒教、道教等中国土著文化为理论渊薮（比如“天人相应”、“阴阳五行”、“道”、“气”、“理”等等）的中医交相影响，比如，陶弘景在整理改编葛洪的《肘后方》时就引入了很多印度医学的理论观点，孙思邈在道家里被尊崇为“真人”，可见其道教功底之一斑。中医也在这时开始跨出国门对印度医学产生影响，中医的脉学著作就被译成梵文为印度医学所使用。

　　不管是异质文化还是同质文化，他们之所以能对中医产生影响，大约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异曲同工的作用指向，能取得病人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佛教信徒在当时的中国已极为普遍，它的“灵魂不死”、“生死轮回”、“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教旨，为中国信徒所追捧，同时，这些教旨与中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行医旨趣不谋而合。

　　二是能够丰富中医的治疗方法。比如，中医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讲“孝悌”，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轻易毁伤的，导致了创伤性为主的外科学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外来文化的医学手段能够弥补这些不足，印度的外科、整骨、眼科等手术在唐代已有一定影响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能丰富和完善中医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仅有现有的文化理论已经无法说清治病的原理，必须引进本土同质文化理论和异质文化的医学理论来加以充实。于是军事理论、烹饪理论、堪舆理论等都被引进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而一些异质文化的医学理论也是直接进入到中医理论体系中来，如印度的“医方明”、阿拉伯的“回回医”等。

　　尽管以后又有很多异质文化的医学传入到中国，渗透到中医里，但是，中医并没有被外来医学“跨”变为异质医学，相反，倒是一些僧侣开始用纯正的中医学知识和方法在寺院里广施仁术，普渡众生。而诸如乳香、郁金、仙人掌、荜拔、安息香等外来药物，也在中药的家族里“安家落户”，成为堂堂正正的中药“成员”。这里面的原因除了本土文化的中医学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外，还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极强包容性，适合异质文化生长的环境不无关系。

　　然而，在近现代全球性的“跨”与“被跨”的异质文化较量中，中医差不多遇到了覆没性的打击。如果在1840年以前，依附在中国文化母体下的中医，与其他文化母体的医学发生交流、摩擦时还有一定自主权和选择权的话，那么在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全球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跨文化的现实情况下，中医要想像从前那样独享中国医疗市场显然是不可能了。

　　首先，西医凭借自己的学术优势所形成的语境权，日益明显地影响、执掌、凌驾着中医。可以这样说，现在很多的中医学术已摆脱不了西医学的影子，随便说句中医有关的话题都有西医的境界，比如“中医治糖尿病有效”——是中医治病，西医出效果的“事实”。随便举一个医学概念，都有西医影响中医的成分，比如“霍乱就是肠道传染病”——这是西医理论置换了中医概念（“霍乱”本来最早出自中医，原概念不仅仅指“肠道传染病”）……

　　其次，西医借助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技术实力，取代了中医的技术空间。比如，中医的脉诊，在现代诊疗技术条件下，许多中医师已弃而不用，或者只是形式上的一种摆设。

　　再次，西医借助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兴起，严重冲击中医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比如，用量子物理学的互补原理诠释中医的“阴阳学说”——是西医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对中医理论进行实证化改造……西医的这些影响、诱导和制约，已使中医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狭小，中医也明显感觉到了空前的失势、无助和危机。

　　中医跨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一种文化冲突，我们以前之所以没有感觉到这种跨文化冲突带来痛苦和窘迫，相反是一种荣耀和自豪感，是因为我们在以前的跨文化过程中，常常是超越者、执导者、凌驾者，保持住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优势地位。而反观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史，我们国门紧闭，“天下之大，惟我华夏”，不知道文化外面还有文化、技术外面还有技术、华夏之外还有我们很多应知而不知道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使西方文化的医学理论“跨越”了中国文化的医学理念，使我们从超越者变成了落伍者，从执导者变成了被执者，从凌驾者变成了受凌者。

　　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地球成为村、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时代，跨文化已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和不可回避的事实，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它都会对各自的土著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说得直白一点，中医跨文化现象实际是多元文化共生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文化进化的翻版，要么你“跨”，要么你“被跨”。一味地贬损、斥责其他文化，或者自恋土著文化，都无法阻挡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竞争、碰撞和最终的融合。在这种跨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来寻求这种跨思维、跨语境、跨学术的共同点，从而达到一种相互认同的全新融合。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办法只有参与到这些文化的竞争行列里来，接受各种文化的不断刺激和挑战，在这种刺激中获得互动，求得新生，求得发展，求得合作，择其各种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这才是保持中医先进性的根本途径，也应该是中医跨文化所追求的境界。


　　跨文化现象非常普遍，同质文化下各子文化间可以产生，如中国本土文化里的中医文化、道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汇。更激烈的跨文化现象则常常出现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之间，如中国文化为根基的中医学与西方文化为根基的西医学之间的碰撞和贯通，比同质的中医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交流所产生的碰撞要激烈得多。

　　中医的理论和技术是以中国文化为其源泉和根基，所以研究中医跨文化现象，自然也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个根本。而研究中医跨文化现象，其实质是想站在中医角度，回答在全球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跨文化背景下，如何应对与西医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跨文化现象在古代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但同根文化的基因，为中医加入到各“流”各“家”的碰撞和诘难中去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吸收、融合各“流”“家”的思想精华和学术营养，最终形成了源于各“流”各“家”，又异于各“流”各“家”的“医家”。如中医治病主张“用药如用兵”，“因地制宜”，就和军事文化、堪舆（地理）文化进行了碰撞和交流，并最终为我所用。不过，毕竟文化基因相同，终究不如与异质（外域）文化碰撞来得凶猛和激烈，也很难说清是谁在“跨”谁。

　　异质文化大约在汉唐时期开始进入中国，以佛文化为根基的印度医学“跨”入中医范畴，与以儒教、道教等中国土著文化为理论渊薮（比如“天人相应”、“阴阳五行”、“道”、“气”、“理”等等）的中医交相影响，比如，陶弘景在整理改编葛洪的《肘后方》时就引入了很多印度医学的理论观点，孙思邈在道家里被尊崇为“真人”，可见其道教功底之一斑。中医也在这时开始跨出国门对印度医学产生影响，中医的脉学著作就被译成梵文为印度医学所使用。

　　不管是异质文化还是同质文化，他们之所以能对中医产生影响，大约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异曲同工的作用指向，能取得病人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佛教信徒在当时的中国已极为普遍，它的“灵魂不死”、“生死轮回”、“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教旨，为中国信徒所追捧，同时，这些教旨与中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行医旨趣不谋而合。

　　二是能够丰富中医的治疗方法。比如，中医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讲“孝悌”，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轻易毁伤的，导致了创伤性为主的外科学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外来文化的医学手段能够弥补这些不足，印度的外科、整骨、眼科等手术在唐代已有一定影响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能丰富和完善中医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仅有现有的文化理论已经无法说清治病的原理，必须引进本土同质文化理论和异质文化的医学理论来加以充实。于是军事理论、烹饪理论、堪舆理论等都被引进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而一些异质文化的医学理论也是直接进入到中医理论体系中来，如印度的“医方明”、阿拉伯的“回回医”等。

　　尽管以后又有很多异质文化的医学传入到中国，渗透到中医里，但是，中医并没有被外来医学“跨”变为异质医学，相反，倒是一些僧侣开始用纯正的中医学知识和方法在寺院里广施仁术，普渡众生。而诸如乳香、郁金、仙人掌、荜拔、安息香等外来药物，也在中药的家族里“安家落户”，成为堂堂正正的中药“成员”。这里面的原因除了本土文化的中医学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外，还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极强包容性，适合异质文化生长的环境不无关系。

　　然而，在近现代全球性的“跨”与“被跨”的异质文化较量中，中医差不多遇到了覆没性的打击。如果在1840年以前，依附在中国文化母体下的中医，与其他文化母体的医学发生交流、摩擦时还有一定自主权和选择权的话，那么在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全球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跨文化的现实情况下，中医要想像从前那样独享中国医疗市场显然是不可能了。

　　首先，西医凭借自己的学术优势所形成的语境权，日益明显地影响、执掌、凌驾着中医。可以这样说，现在很多的中医学术已摆脱不了西医学的影子，随便说句中医有关的话题都有西医的境界，比如“中医治糖尿病有效”——是中医治病，西医出效果的“事实”。随便举一个医学概念，都有西医影响中医的成分，比如“霍乱就是肠道传染病”——这是西医理论置换了中医概念（“霍乱”本来最早出自中医，原概念不仅仅指“肠道传染病”）……

　　其次，西医借助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技术实力，取代了中医的技术空间。比如，中医的脉诊，在现代诊疗技术条件下，许多中医师已弃而不用，或者只是形式上的一种摆设。

　　再次，西医借助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兴起，严重冲击中医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比如，用量子物理学的互补原理诠释中医的“阴阳学说”——是西医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对中医理论进行实证化改造……西医的这些影响、诱导和制约，已使中医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狭小，中医也明显感觉到了空前的失势、无助和危机。

　　中医跨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一种文化冲突，我们以前之所以没有感觉到这种跨文化冲突带来痛苦和窘迫，相反是一种荣耀和自豪感，是因为我们在以前的跨文化过程中，常常是超越者、执导者、凌驾者，保持住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优势地位。而反观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史，我们国门紧闭，“天下之大，惟我华夏”，不知道文化外面还有文化、技术外面还有技术、华夏之外还有我们很多应知而不知道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使西方文化的医学理论“跨越”了中国文化的医学理念，使我们从超越者变成了落伍者，从执导者变成了被执者，从凌驾者变成了受凌者。

　　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地球成为村、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时代，跨文化已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和不可回避的事实，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它都会对各自的土著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说得直白一点，中医跨文化现象实际是多元文化共生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文化进化的翻版，要么你“跨”，要么你“被跨”。一味地贬损、斥责其他文化，或者自恋土著文化，都无法阻挡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竞争、碰撞和最终的融合。在这种跨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来寻求这种跨思维、跨语境、跨学术的共同点，从而达到一种相互认同的全新融合。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办法只有参与到这些文化的竞争行列里来，接受各种文化的不断刺激和挑战，在这种刺激中获得互动，求得新生，求得发展，求得合作，择其各种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这才是保持中医先进性的根本途径，也应该是中医跨文化所追求的境界。

一波

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与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西医学，在中国本土上共生共存时所产生的碰撞，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中医与其他医学交流时，由于各医学之间有文化背景的差异，冲突就很难避免，有冲突就会有胜负，“跨”就是有了影响、统领、凌驾的意思，各种文化的医学之间也就有了“跨”与“被跨”的关系。站在中医学角度来看，这种“跨”与“被跨”的关系就可称之为“中医跨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