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一波

<td><b>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b></td><td>来源：www.ctmed.cn  </td><td><td width="813">作者  李致重

在我国科学技术朝着现代化目标蓬勃发展的当代，自80年代以来，振兴中医的呼声不绝于耳，发展中医的形势日益引人注目。然而，对于“中医现代化”的提法，积极倡导者有之，讳莫如深者有之，甚至一听“中医现代化”就下意识地大加反对者亦有之。在现代化大环境下，这一令人们难以理解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中医现代化”的困惑

《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步入理论思维阶段。之后，在我国传统的科学与文化背景下，中医学虽然发展缓慢，倒也代有才人，渐趋完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朽的功迹。然而随着西学东渐，到本世纪3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竟然出现了“废止中医法”的叫嚣。中医界始而愤怒，继而迷惘，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从此一直困绕着中医学界。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国家在方针政策上给中医以很大的支持与保护，但也曾有过不少“好心办坏事”的失误。直到今天，中医学的继承与发扬仍然处于两难境地。因此，在“中医现代化”的认识上依旧存在着种种困惑。

1. 学术主体与交叉领域的错位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科学体系。我们的祖先从医疗实践之初，就力图从各个层面上探索人类生命之谜。所以早在《内经》中，即有“其死可剖而视之”的记载。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尚未给医学的研究提供解剖的分析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中医对人类生命过程的研究始终被定格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脉、舌、色、证。如果从研究对象来划分：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客体”虽然都是人，但中医研究的对象侧重于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过程，而西医则侧重于整体层次以下的器官、组织的结构及其功能变化。因而，把握整体层次上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过程的规律，并由此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知识体系即是中医学。或者说，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理法方药相贯通的生理病理观，以及治疗技术、方法和经验，是区别于西医而独立存在的另一个医学科学体系。这是中医学的主体，是中医学真正的科学价值所在。

从研究对象来看，中医与西医存在着一些交叉领域，即整体层次上的器官和组织。如眼、耳、口、鼻、皮肤、骨骼、肌肉等。对于交叉领域的疾病，尽管中、西医各自的生理病理观不尽相同，但治疗技术、方法和经验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从50年代起，令人欣慰的中西医结合的成果，如金针拨白内障、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枯痔注射液治疗痔漏等，皆属这一交叉领域。然而在中医学术的主体领域，中西医结合的成果甚微，至今仍处于探索阶段。人们常常把中医和西医在交叉领域的相互取长补短的经验，视为中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显然是以偏概全、忽弃主体的一大失误。

2.“以西代中”偏见的积淀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一度推行的“中医科学化”，“中医西医化”，实质上是“以西代中”的偏见，是30年代“废止中医”的翻版。1954年，国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中医西医化”的错误。接着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发展中医的方针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学术领域里，一方面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全面贯彻；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引导学术界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深入研究中医学术主体与西医学术的本质区别。所以在学术界“以西代中”的偏见仍然在发展中医的良好愿望背后，此起彼伏、时隐时现地存在着。比如，1955年光明日报社论中“西医学习中医，是作好中医工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关键”的提法；1958年毛泽东关于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理论家”的愿望；70年代卫生行政部门关于“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的指示；长期以来在中医科研上关于“中医不客观”的议论；中医教育在中、西医课程设置上几比几的争议；相当多的中医医院内中医治疗率达不到50%的现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研课题中，数年来连一项研究中医辨证论治的课题也没有……所有这些，不能不使人感到在中医学术主体领域“以西代中”的沉重积淀。如何引导中医界清除上述积淀，走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是“中医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难题。

3.“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混乱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以50年代毛泽东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根据而概括出来的。但是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即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至今含混不清。按照毛泽东的原意，他是希望中医和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经过长期努力，逐步实现中、西医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形成超越现代中医与西医水平的新的医学体系。应该说，这是我国中医和西医共同肩负的，涉及整个人类医学科学革命的根本战略目标。然而在以后的实践中，“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却出现了种种歧义。有的把它解释为中医发展的唯一道路；有的把它解释为与中医队伍和西医队伍并存的“一支力量”；有的把它解释为与中医学术和西医学术并存的“另一门学科”；有的把它解释为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医学工作者；有的把它解释为临床上的中西药并用；有的把它解释为用西医方法对中医学术的解释、验证和改造……于是种种各行其是、随心所欲的机构、组织、团体、学说，都贯以“中西医结合”的旗帜而竟相出现。给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造成许多纷绕和混乱。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今天提出“中医现代化”的时候，不能不提醒我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首先进行科学的论证与研究。

4.参照系与目标的困难

“现代化”一词的含义是， “使之达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准”。它有两个核心：“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针对“落后”而言的”。“化”字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是指多方位或全方位而言的。也就是说，站在相对落后的起跑在线，看到了与先进者的诸多差距，以此为目标从多方位(或全方位)赶上先进水平，这就是现代化的真正内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全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系统工程。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诸多方面明显的差距，既给我们提供了向前发展的参照系，又是我们摆脱落后的奋斗目标。因为参照系和目标很明确，所以就容易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协同的行动。

中医是中国的特产，是国际传统医学中相对最完善的学术体系。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医面临着种种困惑，在数十年发展中又有过不少失误和挫折。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大业或西医发展相比，客观上没有为中医学术提供出可以借鉴的参照系，而中医自身又需要对过去和现实进行认真的反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仍是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反复论证的难题。

二、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任何一个独立的学科都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即研究研对象、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就这三者在一个学科内的关系而言:研究对象代表了本学科的根本特性。比如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科学是思维科学；研究心理过程和规律的科学是心理学。研究方法是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的手段和方式。它不仅决定了对对象认识的范围，比如以化学方法来研究生物则形成了生物化学，以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生物则形成了生物物理学。同时，方法的先进程度也决定了对研究对象认识与改造的深度与水平。以研究方法所获得的对对象本质与改造的知识，则构成了本学科的研究内容。在这里，研究方法是每一个学科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科学进步的强大“发条”。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的那样:“如果一个生理学问题的困难实质上是一个数学的困难，那么十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和一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完全是一样的，不会更好”。可见，我们在研究一个学科的未来和发展的时候，首先必须深刻研究本学科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学问——即方法论。

当我们探讨“中医现代化”的时候，有必要对科学方法论作一简单的回顾。

在人类科学活动的实践中，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不断丰富。到现在为止，按不同的概括层次来划分，方法论可分为具有隶属关系的三个层次:第一，适应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概括层次最高的哲学方法论；第二，适用于各门科学，较哲学方法论更具体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如逻辑方法、数学方法，以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所体现的系统方法论；第三，适用于专门学科的特殊方法，即具体科学方法论，如物理学方法、化学方法等。

按照民族、区域、社会、历史等原因形成的研究习惯来划分，方法论大体分为两大体系。其一是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在整体层次上把握对象的方法。它多以哲学方法、系统方法、逻辑学方法以及最新出现的模糊集合、模糊识别方法等为基础。其二是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把整体分为若干部分来研究的还原性研究方法，多以物理学、化学、数学方法为基础。

按照科学发展史来划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国的春秋——秦汉之际，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当时自然哲学基础上的自发的整体综合性研究方法为第一阶段。中医即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科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习惯所称的“分析时代”。在物理学、化学、数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这正是西医产生和发展的方法论基础。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高度综合的倾向，产生了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产生，彻底改变了当代的科学图景和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理论支柱。

从自发的整体综合到“分析时代”，再到现代科学方法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一个重大质变的“螺旋式上升”。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谈到自发的整体综合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今天许多惊人的革新，都像在昔日的记忆中加上一条彗星尾巴”，颇有“似曾相识”之感。

自80年代以来，中医界许多有识之士对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中医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大量的例证表明，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充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模糊集合、模糊识别、辩证逻辑等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合理内核”。

“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可以预言，以高度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把中医推上发展的“螺旋”，必将是中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如果需要为“中医现代化”确定“参照系”，那么这个参照系不是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所形成的新成果、新水平，而是当代新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三、中医现代化的近期任务与目标

这里所提的“中医现代化”，实质上是指中医学术主体而言的。至于中、西医研究的交叉领域，过去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注目的成果，今后仍将会在西医的长足发展中不断深化，不断前进。另外，中医现代化正在起步，首先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因此这里所说的“近期”，也许可理解为中医现代化的准备阶段或“前现代化期”。在这个阶段我们似可抓好以下四个战略重心。

1、 加强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普及

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分析时代”﹞时，由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潮流的影响，在科学研究中往往“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的能力，而对各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这正是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西医的方法验证、解释、改造中医的社会思想根源。当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给我们送来了中医发展的曙光的时候，我们仍不自觉地用分析方法去蔑视产生于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基础上的中医学，这便是“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而形成的社会性偏见。因此，中医界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必须对当代科学技术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研究热情，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史，研究和普及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在研究和普及过程中，首先要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科学技术史，研究《易经》、《道德经》、《墨辨》、《易传》，以及惠施、公孙龙、荀况、韩非等的著作。然后对照《自然辩证法》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辩证逻辑、模糊集合论等代表著作，就会在思想上架通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之间的桥梁。

2、深入开展东、西方文化与中、西医的比较研究

8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诸多层面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7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赵锡武在谈论中西医结合时曾经提出，“要结合首先必须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即是进行比较研究。当我们以方法论为基础对中、西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深入比较研究后，对于发展中医的思路与方法自然会了然于胸中。

在长期的以“西医西药的方法研究整理中医”的氛围中，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在潜移、在解体，许多指标如表里、寒热、虚实、升降、开阖、出入、浮沉、正邪、标本、奇偶、反正、顺逆等，在被曲解、被取代。所以持悲观论者担心“废医存药”的局面难以扭转，认为中医正处于即将消亡的边沿；持乐观论者则认为中医正处在新的突破的前夜，因为中医终于盼来了比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大为先进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当此之时，只有通过对中、西医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才会得到巩固和完善。这是关系到中医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步骤，不可傍徨，不可坐待。

3、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以提高疗效为目标，开展全方位的临床研究

中医注重个体差异，强调辨证论治，这是中医与西医相比最突出的优势。发挥中医的优势，提高中医队伍辨证论治的临床素质，是中医现代化的基本战略。为了提高疗效，方便病人用药，应当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成果，在新药开发、剂型改革等方面开展广泛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应当鼓励，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

4、深入开展中医软科学研究，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科学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科学的管理与决策，而软科学研究是管理与决策科学化的保证。在中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医发展的战略问题、中医学与其它学科的软结合问题、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和最优决策方案等问题，都是中医软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当然，在中医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前现代化”阶段的几个战略重心而已。

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所以，只要我们以现代科学方法论为动力，就可以消除困惑。促使中医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中沿着现代化的目标长足发展。(原载于中国《科技导报》199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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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科学技术朝着现代化目标蓬勃发展的当代，自80年代以来，振兴中医的呼声不绝于耳，发展中医的形势日益引人注目。然而，对于“中医现代化”的提法，积极倡导者有之，讳莫如深者有之，甚至一听“中医现代化”就下意识地大加反对者亦有之。在现代化大环境下，这一令人们难以理解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中医现代化”的困惑

《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步入理论思维阶段。之后，在我国传统的科学与文化背景下，中医学虽然发展缓慢，倒也代有才人，渐趋完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朽的功迹。然而随着西学东渐，到本世纪3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竟然出现了“废止中医法”的叫嚣。中医界始而愤怒，继而迷惘，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从此一直困绕着中医学界。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国家在方针政策上给中医以很大的支持与保护，但也曾有过不少“好心办坏事”的失误。直到今天，中医学的继承与发扬仍然处于两难境地。因此，在“中医现代化”的认识上依旧存在着种种困惑。

1. 学术主体与交叉领域的错位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科学体系。我们的祖先从医疗实践之初，就力图从各个层面上探索人类生命之谜。所以早在《内经》中，即有“其死可剖而视之”的记载。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尚未给医学的研究提供解剖的分析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中医对人类生命过程的研究始终被定格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脉、舌、色、证。如果从研究对象来划分：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客体”虽然都是人，但中医研究的对象侧重于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过程，而西医则侧重于整体层次以下的器官、组织的结构及其功能变化。因而，把握整体层次上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过程的规律，并由此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知识体系即是中医学。或者说，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理法方药相贯通的生理病理观，以及治疗技术、方法和经验，是区别于西医而独立存在的另一个医学科学体系。这是中医学的主体，是中医学真正的科学价值所在。

从研究对象来看，中医与西医存在着一些交叉领域，即整体层次上的器官和组织。如眼、耳、口、鼻、皮肤、骨骼、肌肉等。对于交叉领域的疾病，尽管中、西医各自的生理病理观不尽相同，但治疗技术、方法和经验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从50年代起，令人欣慰的中西医结合的成果，如金针拨白内障、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枯痔注射液治疗痔漏等，皆属这一交叉领域。然而在中医学术的主体领域，中西医结合的成果甚微，至今仍处于探索阶段。人们常常把中医和西医在交叉领域的相互取长补短的经验，视为中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显然是以偏概全、忽弃主体的一大失误。

2.“以西代中”偏见的积淀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一度推行的“中医科学化”，“中医西医化”，实质上是“以西代中”的偏见，是30年代“废止中医”的翻版。1954年，国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中医西医化”的错误。接着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发展中医的方针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学术领域里，一方面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全面贯彻；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引导学术界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深入研究中医学术主体与西医学术的本质区别。所以在学术界“以西代中”的偏见仍然在发展中医的良好愿望背后，此起彼伏、时隐时现地存在着。比如，1955年光明日报社论中“西医学习中医，是作好中医工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关键”的提法；1958年毛泽东关于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理论家”的愿望；70年代卫生行政部门关于“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的指示；长期以来在中医科研上关于“中医不客观”的议论；中医教育在中、西医课程设置上几比几的争议；相当多的中医医院内中医治疗率达不到50%的现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研课题中，数年来连一项研究中医辨证论治的课题也没有……所有这些，不能不使人感到在中医学术主体领域“以西代中”的沉重积淀。如何引导中医界清除上述积淀，走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是“中医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难题。

3.“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混乱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以50年代毛泽东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根据而概括出来的。但是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即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至今含混不清。按照毛泽东的原意，他是希望中医和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经过长期努力，逐步实现中、西医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形成超越现代中医与西医水平的新的医学体系。应该说，这是我国中医和西医共同肩负的，涉及整个人类医学科学革命的根本战略目标。然而在以后的实践中，“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却出现了种种歧义。有的把它解释为中医发展的唯一道路；有的把它解释为与中医队伍和西医队伍并存的“一支力量”；有的把它解释为与中医学术和西医学术并存的“另一门学科”；有的把它解释为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医学工作者；有的把它解释为临床上的中西药并用；有的把它解释为用西医方法对中医学术的解释、验证和改造……于是种种各行其是、随心所欲的机构、组织、团体、学说，都贯以“中西医结合”的旗帜而竟相出现。给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造成许多纷绕和混乱。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今天提出“中医现代化”的时候，不能不提醒我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首先进行科学的论证与研究。

4.参照系与目标的困难

“现代化”一词的含义是， “使之达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准”。它有两个核心：“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针对“落后”而言的”。“化”字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是指多方位或全方位而言的。也就是说，站在相对落后的起跑在线，看到了与先进者的诸多差距，以此为目标从多方位(或全方位)赶上先进水平，这就是现代化的真正内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全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系统工程。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诸多方面明显的差距，既给我们提供了向前发展的参照系，又是我们摆脱落后的奋斗目标。因为参照系和目标很明确，所以就容易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协同的行动。

中医是中国的特产，是国际传统医学中相对最完善的学术体系。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医面临着种种困惑，在数十年发展中又有过不少失误和挫折。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大业或西医发展相比，客观上没有为中医学术提供出可以借鉴的参照系，而中医自身又需要对过去和现实进行认真的反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仍是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反复论证的难题。

二、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任何一个独立的学科都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即研究研对象、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就这三者在一个学科内的关系而言:研究对象代表了本学科的根本特性。比如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科学是思维科学；研究心理过程和规律的科学是心理学。研究方法是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的手段和方式。它不仅决定了对对象认识的范围，比如以化学方法来研究生物则形成了生物化学，以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生物则形成了生物物理学。同时，方法的先进程度也决定了对研究对象认识与改造的深度与水平。以研究方法所获得的对对象本质与改造的知识，则构成了本学科的研究内容。在这里，研究方法是每一个学科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科学进步的强大“发条”。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的那样:“如果一个生理学问题的困难实质上是一个数学的困难，那么十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和一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完全是一样的，不会更好”。可见，我们在研究一个学科的未来和发展的时候，首先必须深刻研究本学科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学问——即方法论。

当我们探讨“中医现代化”的时候，有必要对科学方法论作一简单的回顾。

在人类科学活动的实践中，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不断丰富。到现在为止，按不同的概括层次来划分，方法论可分为具有隶属关系的三个层次:第一，适应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概括层次最高的哲学方法论；第二，适用于各门科学，较哲学方法论更具体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如逻辑方法、数学方法，以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所体现的系统方法论；第三，适用于专门学科的特殊方法，即具体科学方法论，如物理学方法、化学方法等。

按照民族、区域、社会、历史等原因形成的研究习惯来划分，方法论大体分为两大体系。其一是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在整体层次上把握对象的方法。它多以哲学方法、系统方法、逻辑学方法以及最新出现的模糊集合、模糊识别方法等为基础。其二是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把整体分为若干部分来研究的还原性研究方法，多以物理学、化学、数学方法为基础。

按照科学发展史来划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国的春秋——秦汉之际，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当时自然哲学基础上的自发的整体综合性研究方法为第一阶段。中医即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科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习惯所称的“分析时代”。在物理学、化学、数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这正是西医产生和发展的方法论基础。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高度综合的倾向，产生了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产生，彻底改变了当代的科学图景和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理论支柱。

从自发的整体综合到“分析时代”，再到现代科学方法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一个重大质变的“螺旋式上升”。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谈到自发的整体综合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今天许多惊人的革新，都像在昔日的记忆中加上一条彗星尾巴”，颇有“似曾相识”之感。

自80年代以来，中医界许多有识之士对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中医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大量的例证表明，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充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模糊集合、模糊识别、辩证逻辑等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合理内核”。

“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可以预言，以高度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把中医推上发展的“螺旋”，必将是中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如果需要为“中医现代化”确定“参照系”，那么这个参照系不是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所形成的新成果、新水平，而是当代新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三、中医现代化的近期任务与目标

这里所提的“中医现代化”，实质上是指中医学术主体而言的。至于中、西医研究的交叉领域，过去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注目的成果，今后仍将会在西医的长足发展中不断深化，不断前进。另外，中医现代化正在起步，首先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因此这里所说的“近期”，也许可理解为中医现代化的准备阶段或“前现代化期”。在这个阶段我们似可抓好以下四个战略重心。

1、 加强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普及

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分析时代”﹞时，由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潮流的影响，在科学研究中往往“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的能力，而对各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这正是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西医的方法验证、解释、改造中医的社会思想根源。当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给我们送来了中医发展的曙光的时候，我们仍不自觉地用分析方法去蔑视产生于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基础上的中医学，这便是“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而形成的社会性偏见。因此，中医界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必须对当代科学技术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研究热情，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史，研究和普及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在研究和普及过程中，首先要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科学技术史，研究《易经》、《道德经》、《墨辨》、《易传》，以及惠施、公孙龙、荀况、韩非等的著作。然后对照《自然辩证法》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辩证逻辑、模糊集合论等代表著作，就会在思想上架通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之间的桥梁。

2、深入开展东、西方文化与中、西医的比较研究

8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诸多层面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7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赵锡武在谈论中西医结合时曾经提出，“要结合首先必须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即是进行比较研究。当我们以方法论为基础对中、西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深入比较研究后，对于发展中医的思路与方法自然会了然于胸中。

在长期的以“西医西药的方法研究整理中医”的氛围中，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在潜移、在解体，许多指标如表里、寒热、虚实、升降、开阖、出入、浮沉、正邪、标本、奇偶、反正、顺逆等，在被曲解、被取代。所以持悲观论者担心“废医存药”的局面难以扭转，认为中医正处于即将消亡的边沿；持乐观论者则认为中医正处在新的突破的前夜，因为中医终于盼来了比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大为先进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当此之时，只有通过对中、西医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才会得到巩固和完善。这是关系到中医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步骤，不可傍徨，不可坐待。

3、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以提高疗效为目标，开展全方位的临床研究

中医注重个体差异，强调辨证论治，这是中医与西医相比最突出的优势。发挥中医的优势，提高中医队伍辨证论治的临床素质，是中医现代化的基本战略。为了提高疗效，方便病人用药，应当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成果，在新药开发、剂型改革等方面开展广泛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应当鼓励，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

4、深入开展中医软科学研究，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科学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科学的管理与决策，而软科学研究是管理与决策科学化的保证。在中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医发展的战略问题、中医学与其它学科的软结合问题、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和最优决策方案等问题，都是中医软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当然，在中医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前现代化”阶段的几个战略重心而已。

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所以，只要我们以现代科学方法论为动力，就可以消除困惑。促使中医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中沿着现代化的目标长足发展。(原载于中国《科技导报》199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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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病最好

很好！中医应该现代化，应该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医相结合，中西医相结合，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