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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R 2007 COPD研究进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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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8 17:56: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12届亚太呼吸学会(APSR)年会暨第2届APSR/ACCP(美国胸科医师学院)联席会议于2007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黄金海岸会议中心举行。多位国际著名专家参会并作精辟演讲,他们既阐明了呼吸系统各亚学科近年的研究进展,也提出一些亟待解决和争议颇多的问题,为将来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b>COPD不是“绝症”,诊断标准值得商榷</b>



     美国俄勒冈州卫生和科学大学Buist教授回顾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OLD)第一份报告及2006年对其全文的重要修正。修正版将COPD定义为“一种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伴有一些显著的肺外效应,这些肺外效应与患者疾病的严重性相关。肺部病变的特点为不完全可逆性气流受限,常呈进行性发展,与肺部对有害颗粒或气体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新定义增加了“可预防、可治疗”这些文字,并强调了肺外效应。目的是鼓励大家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COPD,并促使医务人员在治疗COPD时重视合并症。



     根据GOLD推荐,气道受限的诊断标准是不完全可逆性,即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FVC&lt;70%及FEV1&lt;80%预计值。Buist教授认为,该诊断标准可能会对老年人群造成COPD的过度诊断。由于FEV1/FVC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而GOLD提倡以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FVC为70%而非正常值下限为临界值来定义气流受限,因此可能将正常老年人诊断为轻度COPD患者。考虑到肺功能的可变性,在两次测试期间判断患者肺功能好转或恶化时应采用FEV1绝对值而非百分比。



     另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问题是COPD造成的社会与经济负担应从GOLD 1级、2级抑或病情更重的患者开始评估。目前尚未发现可有效改变COPD病程的药物,因而有理由认为COPD负担评估应针对GOLD 2级或更严重的患者,但这一主张忽视了COPD早期发现及早期干预的机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负担(BOLD)试验的资料将说明不同诊断标准对评估COPD负担的影响。



     关于COPD的早期诊断,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Enright教授指出,过去5年中几项大规模研究项目均采用肺功能检查试图早期发现COPD。而由于低质量的肺功能检查、不正确的判断标准和未进行支气管扩张试验,一些正常人或哮喘患者往往被诊断为轻度COPD,造成诊断假阳性率增加。他建议医师在根据肺功能筛查COPD病例时应认识到,下述情况下诊断COPD可能性较低:① 年龄低于45岁、非吸烟或无呼吸困难者;② 肺功能仪不符合ATS/ERS 2005年标准;③ 结果显示仅为轻度气流受限(FEV1在正常范围);④ 未进行支气管扩张试验。  



    <b>备受瞩目的INSPIRE研究和“加拿大COPD最佳治疗研究”</b>



     为期两年的INSPIRE研究比较了沙美特罗/氟替卡松和噻托溴铵对COPD急性加重的作用。1323例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被随机分为沙美特罗/氟替卡松(50/500 μg, bid)组(SFC)和噻托溴铵(18 μg, qd)组(TIO),接受双盲平行治疗。



     TIO组患者退出试验的比率较SFC组高 29%,TIO组和SFC组年均急性加重次数分别为1.32和1.28(P=0.656)。两年间SFC组圣乔治呼吸问卷平均得分显著好于TIO组(-2.1 单位,P=0.038),治疗后FEV1改变两组无显著区别(P=0.218)。治疗期间死亡危险SFC组较TIO组下降52%(P=0.012),心脏相关死亡在SFC组和TIO组分别为9例和19例。SFC组和TIO组肺炎发生率分别为8%和4%。研究者认为,尽管两组在急性加重和肺炎的发生方面缺乏显著差异,但SFC组患者退出率低,且健康状况较好,生存率较高,这可能与SFC的抗炎活性相关。



     “加拿大COPD最佳治疗研究”比较了单用噻托溴胺、噻托溴胺联合沙美特罗、噻托溴胺联合沙美特罗/氟替卡松三种方案对中重度COPD的疗效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显示,噻托溴胺联合沙美特罗/氟替卡松组虽然不能明确减少COPD急性加重,但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改善最大,住院次数明显减少。研究者认为,噻托溴胺、沙美特罗、氟替卡松联用是最佳疗法。



    <b>关怀晚期COPD患者:重视康复治疗,缓解肺动脉高压</b>



     重视康复治疗 英国莱斯特大学Singh教授认为肺康复是治疗COPD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对肺康复最新评价为:“肺康复是针对有症状及日常活动能力下降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这是一项有循证医学证据、多学科、全面干预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体化的治疗。肺康复治疗旨在减轻症状、改善机体功能、增加参与、通过稳定或逆转疾病发展降低医疗费用。”



     康复治疗通常在COPD稳定期进行,其疗效已获得一些随机对照研究的证实。Griffiths研究表明,康复治疗能影响即将住院患者的住院治疗时间,因而有经济效益。康复治疗在英国通常疗程为6~8周以上,包括每周2次的多回合监督运动训练及由多学科专家小组执行的教育项目。最近一项评价短程康复治疗价值的研究表明4周和7周训练组在同时间点上是等效的。



     贝前列素钠可改善COPD肺动脉高压 韩国翰林大学医学院Yong Bum Park教授介绍了贝前列素钠 (Beraprost Sodium )在COPD合并肺动脉高压患者中的作用。合并肺动脉高压是晚期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贝前列素钠是一种口服环前列腺素类似物,已被证实能提高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一项关于贝前列素钠在COPD患者中作用的研究中,患者被分为贝前列素钠治疗组(n=18)和安慰剂组(n=22)。两组基线人口统计数据、肺功能和血流动力学资料无显著差异。



     治疗3个月后,心血管超声检查显示贝前列素钠组患者跨三尖瓣压力差显著降低(p&lt;0.05),而对照组无显著差别。对照组患者6分钟步行距离有所降低,贝前列素钠组患者有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该研究表明COPD患者口服贝前列素钠能降低肺动脉高压,但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b>新概念:哮喘-COPD重叠综合征</b>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John hunter医院Gibson医师提出“哮喘-COPD重叠综合征(The overlap syndrome of Asthma and COPD)”的新概念。他认为,在老年人群中,哮喘和COPD均常见,传统标准对讨论和比较二者的作用有限。因为二者均以气道炎症和阻塞为关键的病理生理特征,哮喘的特征如可逆性呼气气流受限(VAO)可发生于COPD,COPD的特征如中性粒细胞性炎症及不完全可逆性气流受限(IRAO)也可出现于严重哮喘。这些临床问题的合并存在导致一些重叠症状。若老年COPD患者缺乏明确吸烟史、或既往有哮喘及吸烟史,均须高度怀疑“哮喘-COPD重叠综合征”。



     临床常把VAO作为哮喘的生理学特征并通过支气管扩张试验识别,而把IRAO作为COPD的特征。但老年人普遍存在哮喘或COPD,并可能两者重叠,有气流受限的老年患者常同时出现VAO和IRAO。IRAO通常由吸烟引起,但不吸烟的长期哮喘患者也可出现。吸烟可加速哮喘患者肺功能下降,气道炎症常表现为VAO和IRAO并存。具有重叠症状的患者普遍存在对皮质激素敏感的支气管炎,混合性炎症模式几率也增高。   



    COPD各种药物治疗争议多



     长效支气管扩张剂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Aaron教授提出了几个用长效支气管扩张剂治疗COPD的关键及争议问题:①哪种长效β受体激动剂(LABA)更有效,沙美特罗还是福莫特罗?②长期使用长效支气管扩张剂是否安全?③哪种单一药物疗效更好,长效抗胆碱能药物还是LABA?④哪类患者应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ICS)/LABA联合制剂?⑤哪些理论依据支持ICS、LABA、长效抗胆碱能药物三者联合治疗有效?



     ICS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Yang教授指出,ICS在COPD治疗中的作用备受争议。当今几个主要COPD治疗指南均建议选择性使用ICS。但目前发表的资料汇总分析提示,ICS对COPD患者的疗效仍有争议。对47项研究(n=13139)的系统分析表明,ICS 治疗超过6个月减少了患者急性加重的平均发作次数,延缓了生活质量的下降,但对降低死亡率和延缓FEV1的下降无显著效果。ICS的副作用大多为口咽部念珠菌感染及肺炎,没有关于骨折的报告,患者长期使用ICS的不良反应尚未被阐明。



     抗生素 南澳大利亚Hanson学院Hodge教授报告了小剂量阿奇霉素对于减轻COPD炎症的作用,认为低于杀菌剂量的阿奇霉素能增加肺泡巨噬细胞的体外吞噬能力。该研究显示使用阿齐霉素后,肺泡巨噬细胞的噬菌能力提高37%,支气管上皮细胞凋亡减少34%,血液中白细胞和CRP水平也显著降低。但血液、灌洗液及呼出气体冷凝物中前炎症因子如IL-8、IL-6及TNF水平并未明显下降,患者生活质量也未明显提高。



     对应用抗生素预防COPD急性加重还存在争议。目前认为仅对反复加重的COPD患者,可考虑应用抗生素进行预防性治疗。




    <b>COPD不是“绝症”,诊断标准值得商榷</b>



     美国俄勒冈州卫生和科学大学Buist教授回顾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OLD)第一份报告及2006年对其全文的重要修正。修正版将COPD定义为“一种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伴有一些显著的肺外效应,这些肺外效应与患者疾病的严重性相关。肺部病变的特点为不完全可逆性气流受限,常呈进行性发展,与肺部对有害颗粒或气体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新定义增加了“可预防、可治疗”这些文字,并强调了肺外效应。目的是鼓励大家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COPD,并促使医务人员在治疗COPD时重视合并症。



     根据GOLD推荐,气道受限的诊断标准是不完全可逆性,即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FVC&lt;70%及FEV1&lt;80%预计值。Buist教授认为,该诊断标准可能会对老年人群造成COPD的过度诊断。由于FEV1/FVC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而GOLD提倡以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FVC为70%而非正常值下限为临界值来定义气流受限,因此可能将正常老年人诊断为轻度COPD患者。考虑到肺功能的可变性,在两次测试期间判断患者肺功能好转或恶化时应采用FEV1绝对值而非百分比。



     另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问题是COPD造成的社会与经济负担应从GOLD 1级、2级抑或病情更重的患者开始评估。目前尚未发现可有效改变COPD病程的药物,因而有理由认为COPD负担评估应针对GOLD 2级或更严重的患者,但这一主张忽视了COPD早期发现及早期干预的机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负担(BOLD)试验的资料将说明不同诊断标准对评估COPD负担的影响。



     关于COPD的早期诊断,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Enright教授指出,过去5年中几项大规模研究项目均采用肺功能检查试图早期发现COPD。而由于低质量的肺功能检查、不正确的判断标准和未进行支气管扩张试验,一些正常人或哮喘患者往往被诊断为轻度COPD,造成诊断假阳性率增加。他建议医师在根据肺功能筛查COPD病例时应认识到,下述情况下诊断COPD可能性较低:① 年龄低于45岁、非吸烟或无呼吸困难者;② 肺功能仪不符合ATS/ERS 2005年标准;③ 结果显示仅为轻度气流受限(FEV1在正常范围);④ 未进行支气管扩张试验。  



    <b>备受瞩目的INSPIRE研究和“加拿大COPD最佳治疗研究”</b>



     为期两年的INSPIRE研究比较了沙美特罗/氟替卡松和噻托溴铵对COPD急性加重的作用。1323例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被随机分为沙美特罗/氟替卡松(50/500 μg, bid)组(SFC)和噻托溴铵(18 μg, qd)组(TIO),接受双盲平行治疗。



     TIO组患者退出试验的比率较SFC组高 29%,TIO组和SFC组年均急性加重次数分别为1.32和1.28(P=0.656)。两年间SFC组圣乔治呼吸问卷平均得分显著好于TIO组(-2.1 单位,P=0.038),治疗后FEV1改变两组无显著区别(P=0.218)。治疗期间死亡危险SFC组较TIO组下降52%(P=0.012),心脏相关死亡在SFC组和TIO组分别为9例和19例。SFC组和TIO组肺炎发生率分别为8%和4%。研究者认为,尽管两组在急性加重和肺炎的发生方面缺乏显著差异,但SFC组患者退出率低,且健康状况较好,生存率较高,这可能与SFC的抗炎活性相关。



     “加拿大COPD最佳治疗研究”比较了单用噻托溴胺、噻托溴胺联合沙美特罗、噻托溴胺联合沙美特罗/氟替卡松三种方案对中重度COPD的疗效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显示,噻托溴胺联合沙美特罗/氟替卡松组虽然不能明确减少COPD急性加重,但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改善最大,住院次数明显减少。研究者认为,噻托溴胺、沙美特罗、氟替卡松联用是最佳疗法。



    <b>关怀晚期COPD患者:重视康复治疗,缓解肺动脉高压</b>



     重视康复治疗 英国莱斯特大学Singh教授认为肺康复是治疗COPD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对肺康复最新评价为:“肺康复是针对有症状及日常活动能力下降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这是一项有循证医学证据、多学科、全面干预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体化的治疗。肺康复治疗旨在减轻症状、改善机体功能、增加参与、通过稳定或逆转疾病发展降低医疗费用。”



     康复治疗通常在COPD稳定期进行,其疗效已获得一些随机对照研究的证实。Griffiths研究表明,康复治疗能影响即将住院患者的住院治疗时间,因而有经济效益。康复治疗在英国通常疗程为6~8周以上,包括每周2次的多回合监督运动训练及由多学科专家小组执行的教育项目。最近一项评价短程康复治疗价值的研究表明4周和7周训练组在同时间点上是等效的。



     贝前列素钠可改善COPD肺动脉高压 韩国翰林大学医学院Yong Bum Park教授介绍了贝前列素钠 (Beraprost Sodium )在COPD合并肺动脉高压患者中的作用。合并肺动脉高压是晚期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贝前列素钠是一种口服环前列腺素类似物,已被证实能提高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一项关于贝前列素钠在COPD患者中作用的研究中,患者被分为贝前列素钠治疗组(n=18)和安慰剂组(n=22)。两组基线人口统计数据、肺功能和血流动力学资料无显著差异。



     治疗3个月后,心血管超声检查显示贝前列素钠组患者跨三尖瓣压力差显著降低(p&lt;0.05),而对照组无显著差别。对照组患者6分钟步行距离有所降低,贝前列素钠组患者有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该研究表明COPD患者口服贝前列素钠能降低肺动脉高压,但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b>新概念:哮喘-COPD重叠综合征</b>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John hunter医院Gibson医师提出“哮喘-COPD重叠综合征(The overlap syndrome of Asthma and COPD)”的新概念。他认为,在老年人群中,哮喘和COPD均常见,传统标准对讨论和比较二者的作用有限。因为二者均以气道炎症和阻塞为关键的病理生理特征,哮喘的特征如可逆性呼气气流受限(VAO)可发生于COPD,COPD的特征如中性粒细胞性炎症及不完全可逆性气流受限(IRAO)也可出现于严重哮喘。这些临床问题的合并存在导致一些重叠症状。若老年COPD患者缺乏明确吸烟史、或既往有哮喘及吸烟史,均须高度怀疑“哮喘-COPD重叠综合征”。



     临床常把VAO作为哮喘的生理学特征并通过支气管扩张试验识别,而把IRAO作为COPD的特征。但老年人普遍存在哮喘或COPD,并可能两者重叠,有气流受限的老年患者常同时出现VAO和IRAO。IRAO通常由吸烟引起,但不吸烟的长期哮喘患者也可出现。吸烟可加速哮喘患者肺功能下降,气道炎症常表现为VAO和IRAO并存。具有重叠症状的患者普遍存在对皮质激素敏感的支气管炎,混合性炎症模式几率也增高。   



    COPD各种药物治疗争议多



     长效支气管扩张剂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Aaron教授提出了几个用长效支气管扩张剂治疗COPD的关键及争议问题:①哪种长效β受体激动剂(LABA)更有效,沙美特罗还是福莫特罗?②长期使用长效支气管扩张剂是否安全?③哪种单一药物疗效更好,长效抗胆碱能药物还是LABA?④哪类患者应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ICS)/LABA联合制剂?⑤哪些理论依据支持ICS、LABA、长效抗胆碱能药物三者联合治疗有效?



     ICS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Yang教授指出,ICS在COPD治疗中的作用备受争议。当今几个主要COPD治疗指南均建议选择性使用ICS。但目前发表的资料汇总分析提示,ICS对COPD患者的疗效仍有争议。对47项研究(n=13139)的系统分析表明,ICS 治疗超过6个月减少了患者急性加重的平均发作次数,延缓了生活质量的下降,但对降低死亡率和延缓FEV1的下降无显著效果。ICS的副作用大多为口咽部念珠菌感染及肺炎,没有关于骨折的报告,患者长期使用ICS的不良反应尚未被阐明。



     抗生素 南澳大利亚Hanson学院Hodge教授报告了小剂量阿奇霉素对于减轻COPD炎症的作用,认为低于杀菌剂量的阿奇霉素能增加肺泡巨噬细胞的体外吞噬能力。该研究显示使用阿齐霉素后,肺泡巨噬细胞的噬菌能力提高37%,支气管上皮细胞凋亡减少34%,血液中白细胞和CRP水平也显著降低。但血液、灌洗液及呼出气体冷凝物中前炎症因子如IL-8、IL-6及TNF水平并未明显下降,患者生活质量也未明显提高。



     对应用抗生素预防COPD急性加重还存在争议。目前认为仅对反复加重的COPD患者,可考虑应用抗生素进行预防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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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4-18 17:56:54 | 显示全部楼层



1.流行病学



    近年亚太哮喘发生率无明显变化,鼻结膜炎和荨麻疹患病率显著升高



    婴幼儿期控制变应原接触可否预防变应症尚无定论



     在本届APSR年会上,香港中文大学赖伟奇教授报告了亚太地区哮喘和变应症的流行病学趋势。国际儿童哮喘和变应症调查(ISAAC)旨在了解全球哮喘和变应症患病率变化。亚太地区分别于1994-1995年(Ⅰ期)和2000-2002年(Ⅲ期)两个时期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对比显示,亚太地区哮喘症状发生率变化不明显,但鼻结膜炎和荨麻疹的患病率显著升高。Ⅲ期ISSAC表明,亚太地区过去1年内 13~14岁青少年喘息症状的发生率平均为8.8%,其中越南(29.2%)、新加坡(11.4%)、泰国(10.3%)和日本(10.0%)位居前列,中国大陆地区为3.6%,香港地区为8.6%。亚太地区鼻结膜炎患病率为13.8%,2.8%的青少年在12个月内出现12次以上严重哮喘发作,1%因变应性鼻炎严重影响日常生活,0.9%因严重荨麻疹影响睡眠超过1夜/周。



     具有哮喘或变应症家族史者患哮喘和变应症的几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人们曾希望通过避免和减少婴幼儿阶段的变应原接触,来降低哮喘和变应症的患病率。目前已有6个国家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被控制的变应原包括食物变应原(鸡蛋、牛奶、坚果等)和吸入性变应原(主要是尘螨和宠物等),观察时间为2~8年。仅有2项研究取得了预期结果,其余4项研究均未证实避免或减少变应原接触对哮喘和变应性疾病的预防作用。



     泰国曼谷汽车尾气污染严重,PM10(&lt;10 μm的颗粒污染物)是其主要成分。PM10浓度变化与哮喘或非哮喘儿童呼吸道症状密切相关,但对峰流速(PEFR)无明显影响。  



    2.重症哮喘



    炎性标志物尚未浮出水面,激素敏感性下降的机制亟待研究



     10%的哮喘患者吸入激素和长效β2受体激动剂后病情不能得到理想控制。由NHLBI/NIH资助的重症哮喘研究计划(SARP)是目前最大的一项协作研究,另外还有欧洲的ENFUMOSA、英国的Royal Brompton Difficult Asthma Protocol、芬兰的Leiden group等。



     英国国立心肺研究所Chung博士介绍了SARP研究的近况。与非重症哮喘相比,重症哮喘的临床表现、气道黏膜病理及细胞学检查均有一定的特征,如中性粒细胞数量增高、嗜酸性粒细胞激活增加、平滑肌数量增多等。已有研究报告,未控制的重症哮喘患者NF-κB亚基p65表达增加,肺泡巨噬细胞摄取凋亡细胞的能力下降,PGE2、15-羟化二十烷四烯酸(15-HETE)释放减少。还有研究发现重症患者脂多糖(LPS)诱导的脂氧素 A减少,而LTB4增加。目前尚未找到一种炎性标志物用于识别重症哮喘。



     重症哮喘常需要高剂量的吸入/口服糖皮质激素维持治疗,激素减量导致症状恶化,因此被贴上“激素依赖性哮喘”的标签。这种激素敏感性下降是相对的,使用大于常规剂量的激素通常可获得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炎性指标的下降。LPS可诱导血液单核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释放细胞因子,激素对LPS的抑制作用在重症哮喘中明显弱于普通哮喘。因此,深入研究重症哮喘激素敏感性下降的机制,如MAPK通路对激素反应性的调节,将为重症哮喘的药物开发奠定基础。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Anderson教授成功建立了一些小鼠重症哮喘模型,如Lyn-/-模型。虽然导致重症哮喘的途径不同,但具备一些共同点,因此有望找到新的治疗靶点。



    3.运动性哮喘



    识别运动性哮喘有据可依



    北京奥运会运动性哮喘诊断标准即将出炉



     运动员因运动性哮喘使用吸入型β2受体激动剂者日益增多,为此2001年国际奥委会医疗委员会专门制定了运动性哮喘的诊断标准及用药规定。



     北京奥运会运动性哮喘的诊断标准预计于2008年元月公布。专业运动员运动性哮喘诊断主要包括如下标准:① 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较基础值增加至少12%;② 运动或高通气试验导致FEV1下降至少10%;③ 吸入高渗盐水或甘露醇导致FEV1下降至少20%;④乙酰甲胆碱激发后FEV1至少下降20%。乙酰甲胆碱激发试验诊断运动性哮喘的敏感性低于高通气激发试验和甘露醇激发试验,阴性结果不能排除诊断。



    4.免疫治疗



    可能改变变应性疾病自然病程,其作用机制渐获揭示



    针对各种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分子治疗成研究热点



     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是目前治疗哮喘和变应性疾病的主要药物,但对疾病的长期预防无效。免疫治疗是目前有可能改变变应性疾病自然病程的唯一方法。特异性免疫治疗经典途径为皮下注射(SCIT),近年出现了舌下含服法(SLIT)。



     澳大利亚莫拉西大学O’Hehir教授介绍了免疫治疗的机制。SCIT的作用机制相对更明确,包括抑制变应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的增殖反应及相关细胞因子释放,抑制炎症细胞激活,提高血清特异性IgG1、IgG4水平,降低特异性IgE水平等。有效的SCIT治疗通常伴IL-4、IL-5与IFN-γ比例(Th2/Th1)下调,IL-10与TGF-β水平增加,以及诱导性T细胞产生。长期免疫治疗还会导致组织肥大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数量及其释放的炎性介质减少。



     SLIT的机制可能与SCIT类似,但临床与免疫参数的变化更不明显。作为SCIT的替代形式,SLIT的安全性与方便性显而易见,但有些研究显示治疗后免疫参数没有任何变化。变应原疫苗与口腔黏膜的物理接触似乎起着关键作用,抗原递呈细胞接触变应原后,迁移至局部淋巴结,诱导抑制性T细胞,产生阻断性IgG抗体。已有研究表明SLIT治疗后特异性IgG4及IL-10水平增高。



     人源化抗IgE单抗对于变应性鼻炎及哮喘的疗效已为众多临床研究所证实,特别对重症和难治性哮喘的疗效更明显。2006年的GINA已将抗IgE单抗列为第五级治疗方案,作为常规治疗失败后的一个选择。但抗IgE单抗治疗费用十分高昂。



     很多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在哮喘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针对这些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分子治疗是近年的研究热点。迄今,IL-4、IL-5、IL-12均曾被作为治疗靶标,但临床研究均未获得预期效果。抗TNFα有望成为难治性哮喘的新一代药物,相关研究正在进行。




    近年亚太哮喘发生率无明显变化,鼻结膜炎和荨麻疹患病率显著升高



    婴幼儿期控制变应原接触可否预防变应症尚无定论



     在本届APSR年会上,香港中文大学赖伟奇教授报告了亚太地区哮喘和变应症的流行病学趋势。国际儿童哮喘和变应症调查(ISAAC)旨在了解全球哮喘和变应症患病率变化。亚太地区分别于1994-1995年(Ⅰ期)和2000-2002年(Ⅲ期)两个时期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对比显示,亚太地区哮喘症状发生率变化不明显,但鼻结膜炎和荨麻疹的患病率显著升高。Ⅲ期ISSAC表明,亚太地区过去1年内 13~14岁青少年喘息症状的发生率平均为8.8%,其中越南(29.2%)、新加坡(11.4%)、泰国(10.3%)和日本(10.0%)位居前列,中国大陆地区为3.6%,香港地区为8.6%。亚太地区鼻结膜炎患病率为13.8%,2.8%的青少年在12个月内出现12次以上严重哮喘发作,1%因变应性鼻炎严重影响日常生活,0.9%因严重荨麻疹影响睡眠超过1夜/周。



     具有哮喘或变应症家族史者患哮喘和变应症的几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人们曾希望通过避免和减少婴幼儿阶段的变应原接触,来降低哮喘和变应症的患病率。目前已有6个国家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被控制的变应原包括食物变应原(鸡蛋、牛奶、坚果等)和吸入性变应原(主要是尘螨和宠物等),观察时间为2~8年。仅有2项研究取得了预期结果,其余4项研究均未证实避免或减少变应原接触对哮喘和变应性疾病的预防作用。



     泰国曼谷汽车尾气污染严重,PM10(&lt;10 μm的颗粒污染物)是其主要成分。PM10浓度变化与哮喘或非哮喘儿童呼吸道症状密切相关,但对峰流速(PEFR)无明显影响。  



    2.重症哮喘



    炎性标志物尚未浮出水面,激素敏感性下降的机制亟待研究



     10%的哮喘患者吸入激素和长效β2受体激动剂后病情不能得到理想控制。由NHLBI/NIH资助的重症哮喘研究计划(SARP)是目前最大的一项协作研究,另外还有欧洲的ENFUMOSA、英国的Royal Brompton Difficult Asthma Protocol、芬兰的Leiden group等。



     英国国立心肺研究所Chung博士介绍了SARP研究的近况。与非重症哮喘相比,重症哮喘的临床表现、气道黏膜病理及细胞学检查均有一定的特征,如中性粒细胞数量增高、嗜酸性粒细胞激活增加、平滑肌数量增多等。已有研究报告,未控制的重症哮喘患者NF-κB亚基p65表达增加,肺泡巨噬细胞摄取凋亡细胞的能力下降,PGE2、15-羟化二十烷四烯酸(15-HETE)释放减少。还有研究发现重症患者脂多糖(LPS)诱导的脂氧素 A减少,而LTB4增加。目前尚未找到一种炎性标志物用于识别重症哮喘。



     重症哮喘常需要高剂量的吸入/口服糖皮质激素维持治疗,激素减量导致症状恶化,因此被贴上“激素依赖性哮喘”的标签。这种激素敏感性下降是相对的,使用大于常规剂量的激素通常可获得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炎性指标的下降。LPS可诱导血液单核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释放细胞因子,激素对LPS的抑制作用在重症哮喘中明显弱于普通哮喘。因此,深入研究重症哮喘激素敏感性下降的机制,如MAPK通路对激素反应性的调节,将为重症哮喘的药物开发奠定基础。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Anderson教授成功建立了一些小鼠重症哮喘模型,如Lyn-/-模型。虽然导致重症哮喘的途径不同,但具备一些共同点,因此有望找到新的治疗靶点。



    3.运动性哮喘



    识别运动性哮喘有据可依



    北京奥运会运动性哮喘诊断标准即将出炉



     运动员因运动性哮喘使用吸入型β2受体激动剂者日益增多,为此2001年国际奥委会医疗委员会专门制定了运动性哮喘的诊断标准及用药规定。



     北京奥运会运动性哮喘的诊断标准预计于2008年元月公布。专业运动员运动性哮喘诊断主要包括如下标准:① 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较基础值增加至少12%;② 运动或高通气试验导致FEV1下降至少10%;③ 吸入高渗盐水或甘露醇导致FEV1下降至少20%;④乙酰甲胆碱激发后FEV1至少下降20%。乙酰甲胆碱激发试验诊断运动性哮喘的敏感性低于高通气激发试验和甘露醇激发试验,阴性结果不能排除诊断。



    4.免疫治疗



    可能改变变应性疾病自然病程,其作用机制渐获揭示



    针对各种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分子治疗成研究热点



     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是目前治疗哮喘和变应性疾病的主要药物,但对疾病的长期预防无效。免疫治疗是目前有可能改变变应性疾病自然病程的唯一方法。特异性免疫治疗经典途径为皮下注射(SCIT),近年出现了舌下含服法(SLIT)。



     澳大利亚莫拉西大学O’Hehir教授介绍了免疫治疗的机制。SCIT的作用机制相对更明确,包括抑制变应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的增殖反应及相关细胞因子释放,抑制炎症细胞激活,提高血清特异性IgG1、IgG4水平,降低特异性IgE水平等。有效的SCIT治疗通常伴IL-4、IL-5与IFN-γ比例(Th2/Th1)下调,IL-10与TGF-β水平增加,以及诱导性T细胞产生。长期免疫治疗还会导致组织肥大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数量及其释放的炎性介质减少。



     SLIT的机制可能与SCIT类似,但临床与免疫参数的变化更不明显。作为SCIT的替代形式,SLIT的安全性与方便性显而易见,但有些研究显示治疗后免疫参数没有任何变化。变应原疫苗与口腔黏膜的物理接触似乎起着关键作用,抗原递呈细胞接触变应原后,迁移至局部淋巴结,诱导抑制性T细胞,产生阻断性IgG抗体。已有研究表明SLIT治疗后特异性IgG4及IL-10水平增高。



     人源化抗IgE单抗对于变应性鼻炎及哮喘的疗效已为众多临床研究所证实,特别对重症和难治性哮喘的疗效更明显。2006年的GINA已将抗IgE单抗列为第五级治疗方案,作为常规治疗失败后的一个选择。但抗IgE单抗治疗费用十分高昂。



     很多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在哮喘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针对这些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分子治疗是近年的研究热点。迄今,IL-4、IL-5、IL-12均曾被作为治疗靶标,但临床研究均未获得预期效果。抗TNFα有望成为难治性哮喘的新一代药物,相关研究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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